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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文化平民特质催生近代民主思想
来源/作者:广州日报 类别:广府笔会 发布时间:2013-04-12 点击:1731

     如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广府文化的成熟期”,打个比方是南国佳人已艳光四射、婀娜多姿,那么辛亥革命前后则是年已及笄、锋芒初露之时。
     辛亥革命前后是社会大变革时期,令社会各个层面都产生变化,对广府文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广府文化的成熟期”,打个比方是南国佳人已艳光四射、婀娜多姿,那么辛亥革命前后则是年已及笄、锋芒初露之时。辛亥革命思潮与广府文化是互动的。广府文化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而该思潮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风起云涌,也令广府文化产生变化,凸显其特点。
     广府人观念“不墨守成规,求提升生活”
    学者论及广府文化的特性,有说是“开放性、创新性、兼容性、多元性、实用性、重商性、大众性、平民性”,有说是“开放兼容、实利重商、活泼明快”,也有说“开放、务实、善变”。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特性?我认为,是源于广府人“不墨守成规,求提升生活”的观念。
     广府人“不墨守成规,求提升生活”观念的形成早有渊源。从秦代流放者、下层百姓随军南下而定居开始,到晋代、宋末、明末,不少广东以北的外地人南下定居,南下移民与本地人和谐融合,他们的后裔逐渐成为广府人主体。坎坷的经历加上居住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期与中外交流,注定他们不会墨守成规,努力提升生活质量。
      纵观自宋至晚清,广府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行动均反映了这一观念。南宋崔与之在淮阳、西川任最高长官时,没有经历重大战事而能够力拒金兵的侵犯;他创立的菊坡学派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在岭南影响深远;他十余次婉辞封之为丞相的圣旨。元末明初“南园五子”的诗开“雄直”之风;明代陈献章、湛若水的江门学派可与中原的阳明学派并立,以及黄佐之学,亦见此精神。陈澧虽不当官其学识却名动中原;张维屏长诗《三元里》开中国近代文学之先;苏曼殊在小说等方面的文学成就,均可见广府学人不墨守成规、思想活跃的治学精神。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影响深远。康有为的教育改革、书法理论及其维新改良理念,影响巨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及其百折不挠的革命经历,更是彪炳千秋。这些广府精英都促进了辛亥革命前后广府文化的大提升。
  广府人出国留学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
  晚清出国留学之风在广府地区兴起,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
  最早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容闳、黄宽、黄胜,都是广府人。自1872年开始,朝廷共派出四批出国留学幼童。这几批幼童当中,广府籍的占2/3。此后,珠江三角洲地区逐渐流行出国留学之风。这是广府文化开放性的凸显。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国留学之风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曾出国留学的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何香凝、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陈大年等广府人,成为领导或推动反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思潮发展的人物和民国初期建设广东的知名人物,这显示了广府文化人已从安于小家提升到以为国为民为己任。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发动一系列反清革命活动,得到在海外生活的广府籍华侨大量捐款的支持,此皆可见广府人已从逃避政治转到为国家前途着想,广府文化已经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了。
  广府文化在辛亥革命前后凸显其特性
  广府文化的大众性,启发了民主革命者利用粤剧、粤讴进行宣传,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粤讴是广府民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品种之一,因此成为广府地区报纸贴近群众的重要栏目之一,发挥了不少宣传鼓动的作用。从只抒发个人情感提升到反专制、针砭时弊的曲艺除粤讴外,还有龙舟歌等。至于粤剧,更成为发动文化水平低的群众的重要工具。粤剧投身民主革命思潮中,更见广府特色,提升了艺术水平,显现了广府文化的创新、兼容、善变等特性。
  光绪三十年(1904),兴中会会员陈少白等民主革命者在广州海幢寺办起采南歌童子班,此班被称为“第一个志士班”,以后革命党人办了多个志士班。志士班编演反专制、针砭时弊、唤醒民族意识的新戏,为了贴近群众,改用粤语道白并尝试在演唱  中以粤语代替桂林官话,结果大受群众欢迎。这也使得粤剧到了20世纪20年代时基本以粤语演唱了。
  粤剧艺人不断演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反封建、反压迫的剧目40多个。振天声班在南洋演出新戏时,得到孙中山很高的评价。该班全体艺人加入了同盟会。后来,粤剧艺人还直接参与反清革命斗争。曲艺与粤剧的变化,均可见广府文化在辛亥革命前后提升了品位,凸显其创新、善变等特性。
  广府民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变化亦可圈可点。
  辛亥革命后政界对广府文化的影响
  武昌起义后,民国成立后的政局却令不少老同盟会会员及革命同情者失望。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当权大耍专制手段,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袁世凯皇帝梦破灭后死去。随后南北分裂,军阀割据,政局多变,影响了原先一些广府籍革命者或热衷于政治者,转向从事艺术或工艺研究,或从商搞“实业救国”,凸显了广府文化的创新性、善变性。
  老兴中会会员陈少白离开政界从事商业,老同盟会会员高剑父、高奇峰转向于国画艺术研究,还有辛亥女杰宋铭黄为弘扬广绣工艺而努力等。不少曾资助辛亥革命的广府华侨商人回国投资工商业,则凸显了广府文化的重商性,其影响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
  辛亥革命精神留给广府文化的精神财富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勇于接纳和善于学习西方文化的好学精神;不尚空谈埋头苦干的实干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塑造20世纪中国历史一系列革命事件的开端,影响深远,也使广府文化品位不断提升,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加成熟,影响更加巨大了。而这种精神财富,到今天仍然是十分可贵的。
(作者是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本文入选广州市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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