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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人:广府溯源
来源/作者:广府会 类别:广府书斋 发布时间:2013-11-20 点击:1613



赵立人会长,兼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广府文史考专家团专家,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东康梁研究会会长、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一、何谓“广府文化”?

  广东疆域内的土著汉族居民,现时约定俗成地分为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个所谓“民系”。所谓“广府人”,原义应是指明清两代广州府辖境内文化共同性最明显(特别是在语言方面)的那部分主体居民。他们所使用的方言,即“白话”,也就称为广府话(现在又叫粤语、粤方言)。所以,狭义的广府文化是指以广州为核心、以珠江三角洲为通行范围的粤语文化。今天有部分学者所说的广府文化,仍是这种狭义的广府文化。但另一方面,今天又有更多的学者以语言为主要标志,把“广府人”的概念再向外延伸,把两广所有以广府话为母语的居民都称为广府人,将其地域文化称为广府文化。按照这样的定义,“广府文化”所涵盖的地域也就比原来的广州府广阔得多。这两种不同概念的“广府文化”,本身无所谓对错,但使用时含义必须明确。所以,在谈到广义的广府文化时,就不能拘泥于字面的含义,而必须有清晰的界定。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远非所有按照上述定义而被称作“广府人”的人,都接受这一广义的界定。邱捷自述,其祖上清道光年间已定居广州,母系更早至明代。但在其青少年时代,长辈们都只会说“我们广州人”,从未从他们口中听到过“我们是广府人”的说法。所以,他颇怀疑“广府人”是他称而不是自称。[ 陈泽泓:《广府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序,第2页。]另一方面,即使在今天,广西的粤语使用者,仍然不会称自己的话为广府话,而称之为白话;不会称自己为广府人,而称为广西人。由此看来,“广府人”、“广府文化”的提法,本来也并不符合“名从主人”的原则(因为有相当多的“主人”不以为然)。但若称之为“白话文化”,固然容易得到“主人”的普遍认同,却又容易与“白话文运动”的“白话”混为一谈。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在学术上定义一个广义的广府民系和广府文化,有利于对广东、广西的本地不同族群和文化的比较和研究。在取得更多共识之前,只要对“广府文化”的含义作清晰的说明,这一概念依然可用。本文所说的广府文化,实际上等同于粤语覆盖区的地域文化。


  广东西江流域的原始先民与先秦时期的青铜文化
  1978年在封开垌中岩发现一枚人类牙齿化石以及一些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据铀系法测定,与垌中岩人牙化石共存动物群的年代距今14.8±1.3万年。[ 《肇庆文物志》,广东省新闻出版局1996年版,第23页。]1989年,又在此发现另一枚人牙化石。垌中岩人是迄今为止岭南发现的最早人类。1992年,在封开罗沙岩发现旧石器遗址,是广东首次清理出有连续地层堆积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发掘出4枚人牙化石和一批石制品,人牙化石分别出土于遗址的第二和第四层,据铀系法测定,距今2.24±0.16万年和7.9±1。5万年。1964年封开黄岩洞发现了距今1930±200年的两个人颅骨化石和上千件石制品。在封开发现连贯而又为数众多的人类化石和石器工具,为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所提出的“两广地带是远古人类东移的必经之路”的推论提供了重要依据。[ 陈泽泓:《广府文化》,第32~33页。]

  先秦时期,岭南属百越之地,已有南越、骆越、西瓯等部族。大致上,广东境内以南越为主,骆越分布于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西瓯分布在广东西部及相邻的广西东北部,海南亦为骆越、西瓯居地。约在商代中晚期,广东地区开始有了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但至今出土的广东早期青铜器甚少,至春秋战国时期才数量可观。青铜器出土多集中在西江流域的怀集、四会、罗定、德庆、郁南、广宁及肇庆端州区北岭松山的战国时期墓葬。松山墓葬1972年清理。为长方形土坑木椁墓坑长8米,宽约4.7米,深6米,棺椁已朽,仅存七条垫木,依朽木痕迹测量,椁长7米,宽4.5米,高1.3米。随葬器物139件,其中青铜器108件,其他有陶、金、玉、石、琉璃等器。此外,还有一些漆器,均已朽烂。这些器物中,青铜器有锅、鼎、错银铜罍、三足盘、提梁壶、附耳筩、甬编钟、剑、矛、镞、斧、锛、铲、刮刀、人首柱形器、环等,其中鼎、罍、三足盘、提梁壶,造型美观,所铸饰飞鸟纹、云气纹、羽状纹、蟠螭纹、窃曲纹等,线条优美,纹样丰富,铸工精细,其形制、花纹都颇具楚器风格。原始瓷器有瓿、钵、盒,其中瓿饰篦点、弦纹和栅纹,钵、盒有刻划符号。陶器有罐、瓮、珠等,纹饰有篦点纹、方格纹、米字纹。还有金柄玉璧、玉带钩、玉片、琉璃珠、砺石等。墓坑大,随葬品多。这是广东地区迄今所见先秦时期形制最大、规格最高的一座墓葬。其规模之大,装饰之精美,随葬品之丰富,即使与秦汉时期长沙、广州等地的大型贵族墓比也毫不逊色。[ 何纪生:《略论广东东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及其与几何印纹陶的关系》,载《文物集刊》第3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陈泽泓指出:“这说明,在这一时期岭北与岭南的文化交流中,西江流域是主要的渠道。由于先进的中原文化、楚文化沿江而入,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比珠江三角洲地区更为发达。事实上,直到西汉初年,西江流域仍是岭南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他还指出:“在岭南发现的先秦青铜器墓,随葬物超过100件的只有3座:1座在肇庆,2座在罗定。肇庆松山战国墓的规模最大,随葬品级别最高。此墓与罗定南门垌战国墓都出土成套编钟,显示出墓主人地位较高。西江中下游发现近百座春秋战国墓,其分布之密集及出土礼乐器之多,都表明了当时在西江中下游流域存在着社会形态较原始社会更为先进的社会集团。”[ 陈泽泓:《广府文化》,第57、62~63页。] 


  广府文化的早期“源头”
  前面所说的百越文化,可说是岭南文化的“底色”。作为岭南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府文化,最早就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融合而衍生的。
  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郡县如下:
(一)南海郡:大体相当于除肇庆市、江门市外的今广东省,辖4县:
  1、番禺县:南海郡郡治,已筑城;秦代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2、龙川县:赵佗任龙川令之初,即筑土城,兴衙署。今龙川县佗城镇,即秦城旧址。
3、博罗县。
4、揭阳县:唐《元和郡县志》称其辖境相当于唐代的潮州府。
  以上四县名,沿用至今。前两县的县治,可准确定位;后两县县治,亦大致知其所在范围。
(二)桂林郡:大体相当于今广西及今广东省的肇庆市和江门市,辖2县:
  1、布山县:桂林郡郡治。县治在今贵港市(原贵县)。
    2、四会县:县治在今广东四会县。秦代四会县大致为桂林郡属今广东的部分,其县境大体相当于今肇庆市和江门市,以及三水、顺德、斗门等的全部或大部。
秦桂林郡治及辖县县治,均在今两广之白话区。
(三)象郡:在今越南,辖2县:
1、临尘县。
2、象林县。[ 参考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4页。]
  由于历史演变的原因,对象郡的情况不必讨论。而秦代在今两广地区所设郡、县治,以及其他军事、政治区域性中心,无疑都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最早碰撞、融合之地,广义地说,都有资格称为广府文化的早期“源头”之一。[ 秦代的龙川县、博罗县、揭阳县今天的主体居民是客家人和潮州人,这一方面是后世多次移民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多方面的同源性。刘镇发指出:“词汇方面,客家话跟广州话跟其他的方言比较之下最像,而在语言年代学的计算大概是700年前分支的。语法方面则基本上跟广州话一致。”见刘镇发:《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学术研究杂志社2001年版,第130页。]
  当然,这些“源头”的影响力可以相差甚远。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若干个“源头”产生最大的影响。番禺县作为秦代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无疑是最重要的源头。而从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在当时的四会县境内的今广宁县,同样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碰撞、融合相当显著的源头之一。
  1977年,在广宁县南街镇发现铜鼓岗墓葬。省博物馆派出人员,共清理22座墓葬。墓葬规模多小型,但都有青铜器随葬,其中14、16号墓各为30多件。出土随葬物共357件,其中青铜器295件,其余为陶器,以及23件砺石等石器。青铜器中最多是兵器和工具,有鼎、盘、剑、矛、鐏、钺、镞、斧、凿、锄、锸、篾刀、削等。有的青铜鼎底部布满烟炱,说明其不仅是随葬品,而且是当时使用过的实用器具。还有柳叶型的篾刀72把,长10厘米左右,用于削竹篾。这些器物未作年代测定,当时根据墓的形制和出土器物,推断其年代为战国晚期。[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载《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1期。]
  1995年6月,在广宁县南街镇又龙嘴岗墓葬,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广宁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于1996、2005、2010年先后三次清理发掘,共清理墓葬36座,出土随葬器物586件,包括生活用器、生产工具、乐器、兵器等四大类,主要有陶器、石器与青铜器,其中青铜器395件。陶器有陶瓿、陶钵、陶碗、陶盒、陶罐与陶瓮等;石器有砺石、石玦等;铜器有铜斧、剑、矛、刮刀、削刀、鼎、盘与铃等。这些器物亦未作年代测定,当时根据墓的形制和出土器物,推断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至南越国时期。这些青铜器随葬品反映出浓厚的军事色彩。这些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墓葬主人为何在战国秦汉之际驻扎于此?战国至南越国时期粤西绥江流域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解开这个谜团,对于研究粤西乃至整个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社会历史具有极重要的科研价值。[ 尚杰 张演钦:《广宁龙嘴岗墓地青铜器 种类丰富为近年少见》,载《羊城晚报》2010年6月10日。广宁县博物馆:《龙嘴岗战国墓》(未刊稿)。]
  广东省博物馆和广宁县博物馆的专家认为,先秦至汉时,今广宁首约铜鼓岗、泽村山仔岗、都巷塔岗、莫二红岗、榕村茅岗、横山石仁岗、金场龙颈松岗等上岗附近,都是当时居民聚居点。这些居民的构成,可能是土著住民与移民融合体,也可能是先秦时期戍守的士兵,例如铜鼓岗和山仔岗,从出土的青铜兵器和工具看,较大可能是持矛配剑参加作战的戍守战士。而从其余地点的出土文物看,较大可能属于一般土著住民或土著住民与移民融合的居民点。[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载《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1期。陈昭华:《古代移居广宁若干姓氏居民源流初考》,载《广宁文史》。]这个观点有理有据,值得重视。
  与广东其他地点出土的从先秦到南越国时期的青铜器相比,铜鼓岗与龙嘴岗出土的青铜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数量多,占这一时期广东全省出土青铜器总量的三分之一,与番禺南越王墓出土者相当。二是其他地点的青铜器多出土于部落贵族的大墓之中,以兵器和礼器为主,生产工具希见;而铜鼓岗与龙嘴岗出土青铜器的墓葬规模多小型,显示墓主地位并不高,且这些青铜器以兵器和生产工具为主,没有乐器钟和象征权力的人首柱形器等物;底部布满烟炱的青铜鼎显然也是生活实用器具而非礼器。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墓葬的墓主是一般的军人或劳动者而非贵族,另一方面则说明当时在广宁青铜已大量制成生产工具,民间普遍使用了,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这无疑是土著住民与移民融合带来的积极影响。从历史背景考察,这一融合应该发生在秦军平岭南之后。这就说明,秦代四会县也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碰撞、融合相当显著的源头。

  有必要一提的是,如果将这两处墓葬仍按当初的判断定为战国晚期,则今肇庆市在战国晚期已开始了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较深度的融合,远早于广东其他地区。但在发现更有力的佐证之前,仍以持慎重态度为宜。无论如何,广宁这两处墓葬都肯定是秦平岭南前后,广府文化在肇庆萌芽的重要物证。


  广信时期广府文化的基本形成
  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前106年在苍梧郡广信县(地跨今肇庆市封开县及广西梧州市)设交趾部刺史治,至前210年交州刺史治由广信迁番禺的近400年间,是广府文化形成过程中有关键意义的阶段。
  封开一带设置较高级别的行政机构,是从南越国开始的。《南越国史》据史料记:“苍梧王……姓赵名光……系赵佗之宗室。秦末,桂林郡之西瓯族人趁机而动,至有‘南面称王者’,赵佗平定之,及至称王之时,为了强化对西瓯的统治,赵佗特册封了一个同姓王,并把该地从桂林郡划出而王之,以便就地处理政务。”[ 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96页。]陈泽泓还指出:“中原移民沿西江走廊入粤实现会聚于苍梧。西汉平南越时,苍梧郡人口已多于南海郡,此后增长速度又明显高于南海郡。”[ 陈泽泓:《广府文化》,第92页。]可见,早在南越国时期,封开已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
  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将南越故地重新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儋耳、珠崖9个郡。他有意将岭南的政治中心置于岭南西南一带,故西汉中后期岭南的文化中心,在苍梧郡而不在南海郡。前106年,为了便于监督各郡官吏,汉朝设立13个常驻监察机构,称为“十三部”,其中设在苍梧郡广信县的交阯刺史部,专门负责纠核岭南九郡,刺史每年由苍梧郡出发巡行部内各郡。广信由是取代番禺,实际成为岭南的政治、文化重心所在。苍梧郡公私积极办学,民俗日益汉化,学术活动频繁,各类人才空前涌现,文化盛极一时,超过了南海郡。[ 陈泽泓:《广府文化》,第92页。]两汉之际,中原战乱频仍,大量北人南迁,岭南人口成倍增长,广东境内西汉时共约4.9万户,25.6万人。到了东汉,有10.7万户,63.3万人,户数和口数分别比西汉增加2.5和1.5倍。[ 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户数增长超过可数增长的比例,体现出移民是实现这种增长的主要原因。迁入苍梧的人员中,有一批当时的知名学者,对提升当地文化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原文化影响的又一次大规模南下,开启了南越地区文化进步的一个纪元[ 陈泽泓:《广府文化》,第91、92页。]。这是广府文化形成的一个关键性历史时期。
  《南越国史》在概括这段历史时期时说:“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汉字在岭南开始流通。经过南越国时期近一个世纪的推广和普及,汉字已成为南越国的官方文字并在国内普遍流行。汉字的推广,使岭南地区向文明社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加速了汉越民族融合的过程,使南越地区文化水准迅速提高。汉武帝平南越后,岭南地区的文化开发更加深入,岭南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学校;西汉末东汉初,苍梧郡的陈钦、陈元父子,已成为全国闻名的经学大师,汉文化已替代南越文化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文化。”[ 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300页。]值得一提的还有《牟子理惑论》。从《理惑论》的序传中可知,其作者牟子是东汉末年灵帝、献帝时人,原籍是苍梧。他精通儒家经典,博览诸子百家的著作,为避乱来到交趾。《牟子理惑论》是中国最早的佛教论书。全书正文37章,正文前有牟子的传记作为“序”,书末有“跋”。作者自设宾主,以问者和牟子各为一方,采用对话问答的形式展开论说。问者对佛教提出种种疑问和责难,牟子引经据典,逐一加以解释或辩驳。在一问一答之间阐述了佛教的义理。问者提出的问题代表了当时的人对佛教的困惑,牟子的答辩则代表了信徒对佛教的理解。因此,《理惑论》一书从两个侧面反映了那时候的中国人对佛教的认识。作为中国人论述佛教的早期著作,《理惑论》是了解佛教初传中国的情况,研究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一部重要文献。经学和佛学都属于高层次的“精致文化”,只能在成熟完善的文化氛围中产生。而经过数百年的碰撞磨合,“替代南越文化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文化”的“汉文化”显然已不是中原文化的简单复制品,而是融合汉越的新形态地域文化了。广府文化由此基本成型。
  概而言之,前214年,秦统一岭南,汉、越开始民族融合,是广府文化的萌芽时期,其政治中心是番禺。但南越国时期,其境内苍梧王国的首府苍梧(地跨今肇庆市封开县及广西梧州市),也是南越国境内重镇,人口不亚于番禺,而其地位亦极可能仅次于番禺。广宁县铜鼓岗与龙嘴岗墓葬更为我们提供了汉、越早期民族融合的生动标本。前106年岭南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广信之后,广府文化基本成型并获得长足的发展,是日趋成熟、初结硕果、影响扩大的时期。东汉末,交阯部改为交州,除了原来的监察权,还拥有军政大权,成为郡上一级的政府,地方行政制度也就从郡县二级变为州、郡、县三级。广信成了岭南名副其实的首府。211年,孙权迁交州治至番禺。番禺(广州)由是重新成为岭南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广府文化中心,直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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