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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泽泓:广府建筑
来源/作者:广府会 类别:广府书斋 发布时间:2013-11-20 点击:1612
    广府建筑是广府文化的组成部分。从建筑体系的角度说,大的范围,属于中国建筑体系;小的范围,属于岭南建筑,而且在许多方面成为岭南建筑的代表。建筑,可以是buiding,也可以是architecture,前者重于物质生产,后者更关注精神文化,今天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广府建筑。
    给岭南建筑下定义不易,至今未有定论,[ 石安海主编:《岭南近现代优秀建筑1949—1990卷·绪论·1949~1990年的岭南建筑及其建筑师》12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广府建筑也面临着同样情况。我们只能通过模糊概念去开展探讨,本文所说的广府建筑,是以广佛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的建筑文化。    广府建筑的结构形式是以土木结构为主,其建筑风格既有承袭中原文化、吸纳其他地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一面,又有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一面。既折射出广府文明开发的地理条件、历史轨迹,又积淀着广府的人文思想、民情风俗。作为广府文化的组成部分,广府建筑同样具有广府文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开放、务实、善变。
   
    一、沿革流变
    萌芽时期(先秦)

    岭南建筑源远流长。在新石器时代,出现半地穴式建筑、木樁上的干栏式建筑和平地上用木柱支撑的茅屋,这是岭南建筑漫长的起源时期。从新石器时期到先秦,广府地区先民,其居住方式主要是从巢居发展而成的干栏式建筑和从半地穴式至地面式的木骨泥墙茅屋。现时考古所见的早期遗址,多为墓葬,只有少数居处,这与遗址不同于山地洞穴遗址的可保存性有关。在增城金兰寺遗址下层、东莞村头、三水银洲等贝丘遗址和香港大屿山东湾、赤腊角虎地湾以及深圳咸头岭等沙丘遗址,都发现有新石器时期房屋遗址。今中山大学校园内海拔一二十米的红砂岩山岗、佛山河宕遗址,曾是原始部族村落,建筑是以竹木为主的地面式建筑,主要是干栏式建筑,此即古籍上所谓“栅居”、“巢居”。2006年在萝岗地区的苏元山遗址、隔田山遗址和狮山遗址均揭示出成片的代表干栏式建筑遗址的柱洞,时间约相当中原西周至南越国早期。隔田山居住点面积大致在3000平方米,推测属于春秋战国时期。在龙洞飞鹅岭10多个连成一片的大小山岗发现了百余件磨制石器,在地下发现厚约15厘米的大片火烧土层,时间距今约2200~4000年。现复原了先民居住的木骨泥墙茅屋,命名“广州第一村”。不同于萝岗的居住模式。


    开发时期(秦汉六朝)
    这一时期飞跃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中原文化的强势传入。秦平岭南,入粤军民带来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建筑技术。至汉初番禺城成为中国有名都会之一和全国最早外贸港市。秦汉时期出现了岭南第一个建筑高潮。南越国都建筑遗名有越华楼、越王台、朝汉台。南越王宫殿遗址出土有大型铺地砖、万岁瓦当。南越王墓开凿岩穴深20米以上,吊装墓室石板一块近三吨重。南越国宫苑一处水池面积达4千平方米,池底铺砌冰裂纹石板,还有铺砌卵石的曲渠。特别是石构建筑,出土八棱石柱、石渠、石板平桥及构筑石室的两列高近2米的大石板,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重大价值。南越国番禺城水关,显示了当时的城市建设达到相当水平。在广州、香港等地汉墓中出土不少陶屋模型,反映出同期建筑中有宫室、民居、井亭、仓库、城堡等类型。房屋平面呈长方形、曲尺形或三合式。立面有平房、干栏式高脚屋和结构复杂富于变化的楼阁。屋顶有悬山、庑殿、攒尖等式样,亦可见悬山顶下两侧山墙出檐的,似是歇山顶的萌芽。反映出因地制宜、不拘一格的设计思想。广州东汉墓葬出土的庄院、城堡、碉楼等明器,较长沙出土物规模更大、形制更复杂,反映了广府地区封建经济包括建筑业的发展,超过了长沙。

    晋代到南北朝,中原地区连年混战,士族南渡,带动南方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建筑类型,也明显显示出外来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宗教建筑。佛教大盛,又有南亚僧人由海路来岭南传教译经。佛教制止寺、王园寺(光孝寺前身)始建于孙吴,宝庄严寺(六榕寺前身)始建于南朝宋,道教越冈院(三元宫前身)始建于晋。王园寺建有五开间大殿。宝庄严寺木构舍利塔建于南朝齐,至北宋初才毁于火,在气候潮湿、地下水位高、风雨侵蚀的南方,木塔屹立了400多年时间,显示了古代工匠高超的建筑艺术。北宋在原地重建砖塔,掘开地表,见到九口古井环列,以此为基,其原理与现代建筑采用梅花桩解决高水位地基是同一原理。利用此地基重建的砖塔,又巍然屹立了近千年。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为此木塔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塔铭,长达3200多字。可惜广州人对此宣传得很不够,不像他写于此前的《滕王阁序》那么脍炙人口。


    发展时期(隋唐宋元)
    隋唐及宋,广州成为世界著名贸易大港,城市建筑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高潮。隋代,建起南海神庙。唐代,以广州都督宋璟为代表的数任地方长官,大力倡导居民易茅为瓦、扩建街道、沿河布市和临街设店的城市改造活动,且设立外国人居住区蕃坊,建有中国最早的伊斯兰教建筑怀圣寺光塔。广州城内唐代建筑遗址的兽头砖制作精致,近似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出土文物。光孝寺石经幢是现存罕见的唐代石经幢。
    南汉国是广州城市发展一个重要时期,影响深远。宫殿极尽奢华,使用沉香木、金银、水晶、琥珀、翠羽、珍珠、玳瑁、云母等修建、装饰宫殿,乾和殿“一柱之饰费白金三千锭”。出土南汉柱础,宽113米,圆柱直径达60公分,饰以波斯风格覆莲及16只蹲狮,宫殿之宏大可见一斑。南汉国宫殿外观富丽,铺地砖以蝴蝶牡丹为图案。园林建设规模之大为十国罕有,“三城之地,半为离宫苑囿”。南汉宫苑重视花、石特色早于北宋皇家的花石纲,影响以后的岭南园林风格。
    宋元时期,广府加快开发,掀起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高潮,建筑工程技术产生了又一次飞跃。广州城始筑砖城,面积为唐城四倍以上,奠定了延续到明清的城墙基本格局。环绕广州城兴起8座卫星城镇。城内规划设施更为完善,供、排水系统始有“六脉渠”之称,至民国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建成穿壁绕平座式结构的六榕花塔,砖石塔构建达到顶峰,其通高57.6米,在近千年中一直居广州地区建筑之最高,直到晚清石室建成,打破纪录,花塔仍是可登高远望的最高建筑物。宋代在广州城建有接待外商的海山楼、观景的粤楼(南宋称“共乐楼”,元改名“远华楼”)。

    自南宋、元代开始,广州的宗祠开始兴建。现存番禺沙湾何氏宗祠(留耕堂)始建于元,清康熙重建,仍保留有不少前期石构件。


    成熟时期(明清民国)

    明清时期,广州的手工业和商业相当发达,长期一口通商,使这一时期的广府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建筑布局趋向大型化,建筑装饰水平高超。府县砖城相继扩大,建于广州城北端的五层楼,延续至今。城内街上建有一批石牌坊以宣扬封建教化。至晚清时期,书院、祠堂、庙宇等各种建筑如雨后春笋。明以后,建有高耸雄伟的风水塔,清代文塔体量渐渐缩小,但分布遍及城乡。花都区三华村的资政大夫祠建筑群,建筑面积5400多平方米。在粤禺、南海、三水、顺德、香山、东莞等地,建成以祠堂为中心、以镬耳风火墙为特征的村落,最为普遍的屋宇格局是三间两廊式民居。在水滨,较多是以竹木杉皮为材料的干栏式棚寮。晚清时期,西关大屋在城镇也风行起来。在斗栱结构功能衰退,比例减小的同时,其他构件的装饰性却高度强调,屋顶脊饰的石湾琉璃饰件和灰、陶塑,墙上的彩画和砖雕,梁架和隔扇的木雕,柱子和栏杆上的石刻,日趋精细华美。岭南得风气之先,出现了一批西方建筑风格或中西合璧的新型建筑,开始采用新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先是面向珠江出现十三行商馆建筑,其后在沙面租界开始统一规划开发,俨然是一个近代城市的缩影。靠近沙面的沿江一带,华侨投资建起了西堤、长堤等西式高层商务用途的建筑。在东山,由传教士兴办起一批教堂、书局、学校,其后又能有外国人和华侨富商在此兴建住宅,形成了西式风格住宅区。哥特式的石室、古典主义的粤海关、殖民地式岭南大学马丁堂、美国现代主义爱群大厦,异彩纷呈。民国时期,建起一批民族固有形式的学校(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机关单位(市府合署办公大楼、中山图书馆)、纪念性建筑(中山纪念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公共交通(海珠桥)等建筑物。市区新辟的马路旁兴建了骑楼,这种适合于南方气候条件下城市居民活动和商业活动的建筑,迅速在南方城市推广开来,成为南国城镇的一大特色景观。广州近代建筑风格是一种多元融合的折中主义风格,反映了领风气之先,熔中西方文化为一炉的文化。


    鼎盛时期(新中国前四十年)
    自1949至1980年代,这一时期是岭南建筑的辉煌时期,建筑界出现了京、沪、粤三大派的说法。广州的建筑有着令全中国注目的成就和亮点,有的还成为全国的聚焦。出现这一情况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其中,有两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新中国建国之初,一是文革后期乃至改革开放之初。
    建国之初,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海珠桥、西堤、黄沙三大灾区,显示了年轻的新中国的朝气。用8个月时间将被国民党撤退时炸毁的海珠桥修通,将桥头烂地辟成面积近3万平方米的广场。将国民党空军炸成废墟的黄沙建成广州铁路南站、黄沙码头和仓库。将日军炸成一地瓦砾的西堤,清场建成有12个展馆的“华南土特产交流会”(今文化公园)。这一具有现代风格建筑群的设计兴建,很幸运地得到当时行政领导朱光和林西的支持,使一批早年留学西方或日本,有真才实学的不同风格的建筑师得以发挥作用。由林克明制定场地规划,然后组织来自不同部门的建筑师,分头设计各展馆建筑。各展馆建筑几乎全部采用了不拘一格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建成三年后的1954年,受到不公正的点名批判。创刊后第二期的《建筑学报》刊发了《人民日报》转来的一封读者来信,将文化公园建筑群的现代主义风格贬为“美国式”、“香港式”的“方盒子”,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臭牡丹”。这样的指责在今天看来十分滑稽,却令此后很长时间,整个中国极少再出现这种现代风格建筑。这批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熏陶了不少岭南后辈建筑师。
    除了与全国各大城市一样建设了中苏友好厦、科学馆、农展馆、体育馆、剧院之类的公共建筑,作为对外开放的外贸港口城市,从1949年以后直至1980年代,特别是与从1957年正式开始的一年两届的“广交会”密不可分,为满足广交会期间蜂拥而至的客商(最初是数千客商,后来迅速增加到数万)的住宿餐饮需求,广州一直持续不断地增建贸易商品展馆、酒家、宾馆,其规模经营与延续时间超过国内其他任何城市。其中包括先后于1957、1961、1962年扩建的岭南园林风格的北园、泮溪、南园酒家。1958年,正在华工读书的林兆樟在一次座谈会上问梁思成最赏识广州哪栋建筑物的设计,梁思成毫不迟疑的回答“北园酒家”。也包括在“文革”期间建成了曾经创全国最高的建筑物纪录的板式结构的广州宾馆(1968)、白云宾馆(1976),至于改革开放之初建成的白天鹅宾馆(1983),是第一个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和管理的五星级旅游宾馆。其后,相继于1984、1985年落成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绝对可以说是引领全国现代化宾馆建设的新潮流。
    为什么只说到1980年代?全面改革开放之后,在建筑上全国性的竞相新潮怪异和新材料的推广,广州和其他一些特大城市一样,虽不乏标新立异之作,但已经“地不分南北,城无论东西”,千城一面,把地方特色淹没了。试看今时之地标,皆是世界名师所作,也就无所谓岭南特色了。
    
    二、建筑特色

    人类在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上,有很强的因地制宜的能力,从而必然显示出其地方特色。这是在长期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广府建筑同样表现出这一特点。广府建筑具有如下的主要特点。


    第一,中原建筑技术南传滞后及吸收西方建筑技术领先。
    由于特定的区域区位,广府建筑相对与存在应用中原建筑技术的滞后性,在吸取西方建筑风格上却又有领风气之先的特性。
    由于五岭阻隔,到中原路途遥远,传统建筑经验的南传和接受有一个过程,广州明代建筑中仍常见唐宋手法。如使用梭柱、柱质、侧脚、月梁、叉手、托脚等等。有的早期特点还遗留在清代建筑中。既成为建筑技术史的活化石,又应为鉴别建筑年代所注意。
    适应气候等条件的制约,岭南建筑对传统建筑有所革新。清代岭南建筑外圈普遍不再用木柱,改用石柱;金柱虽仍用木,但石柱础较高。还有不少建筑以山墙或后墙承重,这是由于石柱或墙比木柱子防潮、防白蚁、耐用的缘故。岭南建筑在桷板上直接盖瓦,易于疏散热气潮气,不同于北方在桷板上置望板,做苫背垫层再盖瓦,强调保暖的做法。栱木断面呈高窄的长方形,材广减窄,与材高成1:2的比例,与北方官式2:3的比例不同。可见南北设计施工材料上各有不同。
在北方官式建筑工地的抬梁式中融汇了南方穿斗式,既有柱上架梁、梁头承托桁条的抬梁式做法,也有柱装潢直接承桁,以及插拱出跳挑承檐桁等做法,带有古代南方穿斗式的遗风。角梁及檐角起翘率介于北方官式的微翘与江浙地区的大起翘之间,与气候条件和审美观有关。

    另一方面,在吸收西方建筑技术和风格上,广州居国内领先地位,是由历史悠久的港城和长期一口通商的条件所造成,形成了独特的风貌。如广府民居骑楼、碉楼。碉楼并非开平所独有,在花县也存在。


    第二、在建筑材料上因地制宜。

    贝壳是先民取食软体动物之后的弃物,堆积甚丰,被广为采用作传统建筑材料,粤中盛行过以蚝壳叠墙。唐代《岭表录异》中已有记述。明人王临亨《粤剑篇》提到“广城多砌蚝壳为墙垣,园亭间用之亦颇雅”。清人王士祯《广州竹枝词》有“曲院深深牡蛎墙”句。今已不多见,沙湾留耕堂、大学城小谷围的祠堂,还可见到。蚝壳砌建的承重墙,历数百年而完好如新,经久弥坚。这种墙体的房子,冬暖夏凉。怀圣寺光塔,是以蚬壳灰批荡,虽经风雨冲刷而通体银白,素雅美观。用蚝壳砌筑水井,利于疏水又能起过滤作用。大的蚬母磨成薄片,镶嵌到窗户和天窗,类似磨沙玻璃,既透光又有屏障作用。还有利用别的特殊材料建筑的。佛山冼氏家祠后殿山墙及后墙上部,以片状铸铁泥模叠砌,是宋代原物,是当时佛山铸铁业发展和建筑工匠就地取材的反映。陈家祠采用了铸铁饰件,在后进连廊采用铸铁廊柱,使连廊显得轻巧通透。在南越国宫苑遗址中,多种石构件为全国秦汉遗址所首见。出土的多根四方基座八棱石栏杆,是中国建筑史上已知最早的石栏杆构件。石室是亚洲最大的石构教堂,显示了石构技术的发达。


    第三、实用与艺术结合的建筑结构。
    曾经有外地参观者对陈家祠屋脊装饰的华丽繁复感到不解。究其原因,除了建筑规模不大,在有限的条件上展示艺术之和富有之外,还有其建筑结构上的原因。屋脊、墙头、墙面转角处,细部收口等部位,关系建筑结构又是立面上最显眼的重要部位,通过装饰手法使之不至于单调而更加坚固。南方多雨,对屋脊防漏要求很高,因此建造了特别粗大的屋脊,便成为展示装饰工艺的理想之地,尤以正脊更为突出。饰以陶、灰塑,不怕日晒雨淋,历久而鲜艳如新。对于直接起承重作用的大面积的墙体,嵌以大面积透雕的砖雕,有利于建筑物的散热、透气。墙头饰以彩画,避免了单调的直觉,充实了建筑的文化功能。石构柱础比北方的柱础明显要高得多,起了保护木柱防潮、防洪水浸蚀和防白蚁的作用。高高的柱础造型饰样不下近百种,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装饰。在室内,在分隔空间中为追求通风采光,采用雕刻精致、通透的屏风、隔扇子、门罩以及挂落,也成为集中展现艺术之处。缕空的花罩、挂落,通秀的门、窗、横披、栏杆,高大开敞的厅堂,檐廊相接虚实相间的布局,造成一种玲珑通透的意境。连接主要建筑的廊庑,可以挡雨遮阳,消暑散热,适应炎热多雨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条件。

    岭南园林特色与气候条件有密切关系,南越王宫苑出土的植物种实,有杨梅、荔枝、橄榄、桃、梅、南酸枣、山鸡椒、构树等,另有属于李属、樟科、葫芦科、省藤属的植物,曲流石渠内还出土有阔叶属树叶等,可以看到满园的花木特色。而在南汉王的园林,“三城之地,半为苑囿”,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至于明、清时期,私家园林之盛,酿成风格迥异的岭南园林的时期。以海山仙馆和现存的粤中四大名园为代表。一口通商条件下的十三行商的园林,体现了岭南园林中西合璧特有风格。


    第四、建筑装饰技艺高超。
    晚清北方不少建筑较前粗糙,岭南正相反,越来越讲究。与北方建筑的豪放粗犷有别,广府建筑的装饰较为精致细巧。以广州陈氏书院、仁威庙为代表。屋脊的灰塑和石湾硫璃脊饰、墙上的彩画和砖雕、梁架和隔扇上的木雕、柱子和栏杆上的石刻,广罗戏剧故事,博览地方风物。正面墙壁用磨砖对缝,平滑如镜。白泥大附砖漫地,拚接缝细如丝。
    在广府建筑中,石材及雕刻被广泛应用于建筑构件门框、栏板、抱鼓石、石阶、柱础、梁枋、井圈及石狮、石像生。光孝寺大殿后廊平台勾栏有13处望柱头为宋代石狮子。镇海楼前有原置于双门底的明代广州最大的红砂岩石狮。华林寺星岩白石塔,是清代石雕精品。仁威庙前的华表,南海神庙、黄花岗烈士墓道、陈家祠的栏板,更是清代岭南石刻艺术的代表作。
    木雕工艺品始现于汉墓出土的木船模型和划船俑。寥寥数刀,刻划出划船俑态势。现存南华寺的360尊北宋木雕罗汉像,从像上铭文可见是雕造于广州,形象生动。广府地区的祠堂、会馆、庙宇及府邸的梁架、封檐板,是木雕装饰重点部位。陈家祠主体建筑聚贤堂内12扇柚木屏门均双面雕镂历史故事,后进中堂和两侧厅堂均有大型花罩。佛山祖庙庆真楼荔枝挂落,果实累累,使人恍如置身翠叶丛中。
    砖雕有组合和单块,技法有浅浮雕、高浮雕和透雕。番禺石楼镇善世堂砖砌花窗,是保存较完整的明代砖雕组合。佛山祖庙郡马梁祠牌坊,是明正德十六年(1521)所建的4柱3楼牌坊,砖雕花鸟、人物,刀法生动。陈家祠正面墙上6幅大砖雕,每幅12平方米,最为著称。
    陶塑在广府地区历史更为悠久,战国墓中已有陶塑,清代至盛。佛山祖庙共6条陶塑屋脊,以三门屋顶上最长,石湾文如璧造,长30米,高1.8米,正面有145个人物,背面有149个人物。陈家祠聚贤堂上陶塑,长27米,高3米多。

    灰塑在民间又称灰批,涂上鲜艳夺目的色彩后,效果接近陶塑而制作更为方便。明代广东各地建筑物多有运用。建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的佛山祖庙褒宠牌坊上有早期灰塑作品。陈家祠屋脊灰塑总长225米,平均高度为0.9米。


    第五、杰出的近代建筑师队伍

    20世纪的岭南是建筑大师用武之地,也是大师辈出的时代。大体包括三类,一是晚清是外洋的建筑师及其事务所发生特定影响和作用,如澳大利亚的亚瑟·威廉·帕内和美国的享利·墨菲。帕内在广州8年,主持和参与了超过25项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这些建筑现存10余座,包括原为士敏土厂办公楼的大元帅府及在沙面的9座;二是外地的建筑师,如设计中山纪念堂的吕彦直;三是本籍的建筑师。进入民国之后,从早期有留学背景至后期经自主培养的本籍建筑师成为城市建设的主体。如杨锡宗、夏昌世、陈伯齐(我国新建筑奠基人之一)、林克明等。城市建设的成就,市政领导人起了重要作用,如孙中山、陈炯明、孙科、陈济棠、林云陔、程天固、刘纪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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